在中国的刑事辩护中，有一种独特的辩护文化，那就是对无罪辩护的追求。有名的律师将无罪辩护的成功案例作为炫耀的资本，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将无罪辩护作为其“金子招牌”。在很多刑辩律师的心目中，无罪辩护才是刑事辩护的最高境界；无罪辩护成功案例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刑辩律师执业成功与否的标准。果真如此吗？在笔者看来，无罪辩护并非刑事辩护的最高境界，更不是衡量刑辩律师执业成功与否的标准。

一、理性看待无罪辩护

正如司法机关需要理性看待无罪判决一样，辩护律师也需要理性看待无罪辩护。首先，不能盲目追求无罪辩护，更不能对无罪辩护盲目崇拜。是否作无罪辩护应该是在认真阅卷、深入分析事实证据、深刻研究法律适用、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意见基础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。实践中，一些律师连案卷都没有阅，就盲目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，一些所谓的“大牌”律师甚至公然宣称“大律师从来都是不需要阅卷的”。这种无罪辩护是不负责任的，也是违背基本职业道德的。其次，无罪的概念对辩护人而言应该是广义的，广义的无罪案件还包括撤销案件和不起诉。其实，审前通过辩护人的工作实现无罪化处理更为容易。据统计，2015年全国无罪判决率仅为0.08%，而全国检察机关督促侦查机关撤案的案件是法院无罪判决的10倍，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是无罪判决的25倍，相对不起诉是法院无罪判决的49倍。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言，早一天从犯罪中解脱出来才是他们最大的利益。在美国，90%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结案的，这意味着刑事辩护的空间90%以上是在庭外，而非一纸无罪判决书。

二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才是辩护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。从古罗马产生律师制度的第一天起，律师就被要求必须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。辩护成功与否的实质性标准在于有无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利益。刑事辩护的中国问题，不仅仅是辩护率偏低的问题，更是有效辩护率低的问题。有效辩护是就指律师为被告人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法律帮助，因为“当事人要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全部才干，说服审判官将判决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，且又不能遭到审判官的批驳。因此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当事人的一种手段，就是委托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人，以补充自己能力的不足”（河谷弘之：《律师职业》，康树华译，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50页）。但实践中，个别辩护律师为了出名不惜损害被告人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如南京虐童案。“对于一个无法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被告人来说，其境况与根本没有律师帮助的当事人一样糟糕”（【美】拉费弗，等：《刑事诉讼法》（上册），卞建林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，第661页）。何止如此？有时是更加糟糕！著名律师田文昌指出，“刑事辩护不能以输赢论英雄……一个律师，只要尽职尽责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就已经发挥了律师的作用……对无罪辩护的盲目推崇，是一种很不成熟的辩护文化。”（田文昌、陈瑞华：《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85页）

三、多元化辩护的时代已经来临。受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观念的影响，传统刑事辩护片面重视“实体之辩”，导致“无罪辩护”成为主流辩护形态，程序之辩、证据之辩、量刑之辩倍受冷落。这给人一种感觉，仿佛无罪辩护才是王道，其他辩护都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、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、量刑调查程序等内容，未来的庭审辩论将大量集中在程序、证据和量刑等问题上。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言，“在正常的法制环境下，量刑辩护才应该是律师的基本功，因为90%以上的案件都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” （田文昌、陈瑞华：《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85页）。多元化辩护的时代已经来临，刑辩律师必须扭转以无罪辩护为最高追求的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