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儿子15年从未看望父母，也不出席父母葬礼？广州一位九旬老太去世前请律师上门见证遗嘱，欲将名下财产全部给孝顺的二儿子继承，孰料这份遗嘱的见证书不仅签名上有瑕疵，也不是当场出具，律师第二天才签发，导致老太的4名子女对遗嘱的真实性各执一词。日前，广州市中院终审判定这份遗嘱无效。

　　2015年7月23日，郭先生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由他继承父母五分之四的遗产。据了解，郭先生的父亲郭老伯在2008年以87岁高龄离世，90岁母亲王老太在2015年2月也身故了。郭先生父母共生育了4个婚生子女，郭先生是老二，两老共留下广州市越华路某号501、502、403房的3处房产。
　　

　　庭审时，郭先生和郭四妹都说，长兄郭大哥15年内从未看望父母，也不出席父母葬礼。“父母曾经是多么期盼大哥能回来看望他、照顾他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过个团圆年，但直到他们去世都没有等到这一幕。”
　　

　　郭四妹说，母亲对大哥的行为痛心疾首，对二哥二嫂多年来的悉心照料记在心里，母亲决定将财产都留给二哥，并在生前约二位律师上门做遗嘱见证。郭四妹作证称，二位律师上门时，她与两个保姆都在场。
　　

　　对此，郭大哥解释称，前些年由于忙于照顾患了绝症的妻子，加上自己也年老体迈，他才减少了探望父母。但他时常叮嘱女儿前去探望，母亲的葬礼也是派女儿作为代表出席。他经常向女儿过问两老的情况，并不存在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行为。郭三妹则称，遗嘱对房产的分配与母亲生前的一贯态度不符。二哥与母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，而且二哥还“啃老”。母亲生病住院基本上都由她照顾，二哥很少露面；母亲去世后也是她在主导置办墓地事宜，二哥却要求先分遗产再谈安葬事宜。

　　郭先生向法院提供了母亲王老太的一份《遗嘱》，立遗嘱时间是2012年8月1日，内容为：“本人王老太今年87岁，立本遗嘱时神智清醒。由于年事已高，可能发生意外，故立此遗嘱，表示对自己财产在我去世之后的处理意愿。我愿在我过世后，由我的二儿子继承我名下两处房产中所有的份额。以上是我真实意思表示。”
　　

　　“立遗嘱人”有王老太名义的签名和捺指模，“代书人”有律师李某某的签名。律师事务所于第二天（2012年8月2日）出具了《律师见证书》，见证律师签名栏中“张某某”有二个笔迹不同的签名。郭先生还提供王老太的保姆潘、李两人的证言，证明他经常照顾母亲，母亲生前经常讲要将全部财产留给他，立遗嘱时王老太身体很好，很清醒。
　　

　　郭先生还提交了一份郭四妹在母亲离世后签署的赠与《声明》。郭四妹说，“母亲留下遗嘱将名下财产由二哥郭先生继承。因二哥在父母晚年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我自愿将遗产中自己的份额赠与二哥。”郭先生在《声明》上签字“同意接受”。据悉，除了房产，王老太有一笔定期存款28万余元在郭四妹手上保管。
　　

　　然而，郭大哥和郭三妹对遗嘱的真实性均表示质疑。

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本案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的争议问题，关键在于被继承人王老太在2012年8月1日立下的《遗嘱》是否合法、有效。经审查，该《遗嘱》非王老太本人书写，为代书遗嘱，该遗嘱中只有遗嘱人和代书人签名，没有其他见证人签名，不符合《继承法》规定“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，由其中一人代书，注明年、月、日，并由代书人、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”的法定形式要件。
　　

　　而且，律师事务所在2012年8月2日才作出《律师见证书》，属事后见证，而非当场见证，且律师签名存在笔迹不相同的重大瑕疵，故法院对该律师见证行为的效力不予认定。据此，一审法院认定遗嘱无效，以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处理，郭先生、郭大哥、郭三妹、郭四妹四人均有继承权。但一审法院认定郭先生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依法对郭先生予以多分。
　　

　　据此，一审法院考虑郭先生已长期居住502房，该房屋面积较大，价值较高，故由郭先生继承所有，以便于郭先生继续使用管理；501房的1/2与403房的面积、价值相当，可由郭大哥、郭三妹共同继承501房，各占1/2产权份额；403房则由郭四妹继承所有。存款则由四人平分。近日，广州中院维持原判。

　　该案二审的审判长黄文劲法官指出，因遗嘱事涉重大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各类遗嘱均有严格的形式要求，或称法定形式要件。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具备全部法定形式要件，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，否则是无效遗嘱。本案《遗嘱》为打印体，并非由被继承人王老太本人亲笔书写，因此属于代书遗嘱。
　　

　　本案中，作为代书遗嘱的《遗嘱》上仅有遗嘱人和代书人签名，“其他见证人”张某某律师没有在《遗嘱》上签名，即没有其他见证人的签名，因此，《遗嘱》欠缺法定形式要件，是无效的。律师在见证遗嘱后第二天在《律师见证书》上签名，既不符合“当场”的要求，也不符合“在代书遗嘱上签名”的要求，因此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。